程国强表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逐步探索形成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粮情的粮食安全道路，包括建立一个“三位一体”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即国内生产、粮食储备调控、全球农产品供应链三位一体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持续地加强粮食供给保障能力建设；能够有效统筹利用国内外农业资源的资源配置机制。

 

　　程国强认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新发展阶段，粮食安全面临新形势新要求。一是，粮食安全要成为保发展与安全大局、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压舱石”，为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和保障。二是，必须要立足国内，更加强化以国内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储备调控能力为基础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建设。三是必须确保战略主动，增强全球农业供应链风险管控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程国强认为，新发展阶段粮食安全需要关注几个重要问题。一是我国新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及人口增长的变化。2030年我国会达到人口峰值，比目前再增加四五千万人；经济迈向高收入阶段，会带来食物消费结构升级，今后口粮安全保障跟过去相比弹性会增加，粮食安全将向多元化食品安全保障转变。二是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充满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必须牢牢把住粮食安全的主动权，以粮食稳产保供保安全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三是目前粮食安全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如国内供给短板显著。农业结构性矛盾突出、适应消费升级的粮食高质量发展滞后。储备体系亟待提升，储备结构、布局要优化，调控能力还得加强。全球农产品供应链缺乏主动权和竞争力。

 

　　程国强认为，新发展阶段要重塑和强化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加快建设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形成高质量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有高效率储备调控能力、高水平国际农业供应链管理能力，全面掌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

 

 

　　方言表示，粮食是最基本的生活物资，必须要保证中国粮食安全。中央坚持系统观念，以全局战略性思维，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两个资源提出“两藏”战略，其核心要义在于珍惜耕地资源，依靠科技走内涵式发展道路。

 

　　方言认为，无论是十二五末粮食库存高企还是去年玉米供求趋紧，粮食生产都必须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目前，我国粮食安全有保障，但不可掉以轻心，实施“两藏”战略时间任务都很紧迫。首先是资源约束的问题。从全球角度来看，耕地与人口不均衡加剧了我国资源的紧迫。从国内的耕地来讲，现在优等耕地很少，高等耕地面积下降得较多，大部分耕地是中等耕地。从耕地和播种面积变化看，除东北地区耕地和播种面积同步增长以外，冀鲁豫、长江和西南三个区域耕地面积的增加都大于播种面积的增加，而在水土资源最佳的东南地区，耕地、播种面积出现双下降。从未来来看，水资源对于农业是最大的制约条件。其次是技术约束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单产快速增长，但是近年来处于平滑期，要在高点继续突破，需要在技术上有大的飞跃。农用工业对农业的支撑作用还不强。农药技术研发基本被国际巨头垄断。农机工业过度依赖补贴，缺乏创新动力，很多基础性的零部件，制造水平亟待提升。

 

　　方言认为，实施“两藏”战略的着力点，一个是耕地，一个是科技。耕地方面，第一是保面积，第二是提地力，第三是生产环境安全。科技方面，第一是优质，第二是节本增效，第三是绿色发展。

 

　　在实施“两藏”战略过程中，首先要优化粮食的区域布局。要减缓粮食生产重心继续北移的趋势。北方地区要以水定产；南方地区要提高土地利用率，关键是要提高复种指数。一些土壤污染地区，治理污染可以种其他农作物，但不能改变土地性质。其次要加强主产区的引导。粮食主产区要提高供应能力，非主产区的产粮大县要提高区域的供应能力。加强高标准粮田建设不能简单从事，要分区施策。东北地区要特别注意江水、河水和井水的互换互补。黄淮海地区要注重节水，提高渠系灌溉水的利用率。长江流域，是提升防洪排涝能力，特别是对于水田氮磷肥的消纳能力。西南地区要解决土地碎片化问题。

 

　　方言表示，对于技术能力的提升主要是品种突破、提质增量、化肥减施、节本增效、装备提升、减耗减损，重点在良种研发和节水技术。我国粮食新品种的评审数量近年来呈爆发性的增长，但符合优质、丰产、抗逆、广适以及适应机械化的品种较少，亟需加大研发力度，尤其是科研经费比较充足的省区要加大农业基础性研究投入。针对我国水资源的约束，要加大节水技术、新材料研发。农机化是降本增效的重要手段，农业机械是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的基础，没有优质的农机，就没有高水平农业机械化，要从农业机械关键部件的质量入手提高整机质量和可靠性。此外，新品种、新技术、新机型的推广要靠农业技术人员，如果农技人员缺位，“藏粮于技”战略就难以落实，因此，要加强农业专业化服务体系建设，形成既能发挥技术推广国家队作用，又有多方参与的市场竞争的机制。

 

　　成升魁认为，我国14亿人口，随着人口继续增加和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粮食数量安全很重要。从目前看，我国近年来粮食稳定在6.6亿吨左右，人均占有量是470公斤，高于全球平均15%左右，口粮绝对安全，主要是饲料粮有缺口。但对饲料粮需求总量，观点不一致，关键问题就是我国人均肉类合理消费需求说不清，目前我国人均肉类占有量月60公斤，今后还有多大的需求增长空间？众说不一。所以我国居民肉类合理需求量是决定饲料粮多少的关键。在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升级转型大背景下，必须跳出粮食看粮食，要从绿色发展、营养健康、生态文明、社会文明等国家大战略思考粮食问题。粮食发展不能继续建立在牺牲资源环境和生态基础之上，过去的粮食发展道路某种程度上是不可持续的。我们不能一说到粮食问题，就单纯关注生产端，只考虑粮食数量或者陶醉于连续增产或者满足于大量库存，而要与粮食的质量、结构、营养、健康、安全、资源、环境和经济等结合起来。他表示，我国粮食目前存在着产量多、库存多、进口多和浪费也多的问题。我国粮食收获后从储藏、运输、加工、零售、消费等环节都存在巨大的损失和浪费问题。

 

　　成升魁认为，对损失和浪费，全世界尚无统一的概念界定。他认为损失完全是由客观因素，如技术、设施等不足引起，想要减少损失就必须投资；而浪费纯粹是因为人的不合理消费行为引起的。在减少食物浪费与损失的时候，要注意两者的区别。因为原因不一样，针对的策略、路径方向也不一样。

 

　　成升魁认为，粮食生产阶段的损失主要是客观因素引起的，但在储存、加工阶段的浪费需要引起高度关注，尤其是储存阶段和加工阶段，由于复杂原因，人为因素造成的浪费值得关注。消费端的浪费是我国粮食（物）浪费的重灾区，必须坚决制止。根据调研，成升魁研究团队估测我国仅城市餐饮业的食物浪费总量每年为1700-1800万吨，相当于3000—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中国人均食物浪费量总体上稍低一些，但由于我国城市化过程发展迅速，城乡居民在外消费比例逐年上升，因此，食物浪费总量也在增加。成升魁强调，与我国城市餐饮浪费相比，中国家庭浪费较少，大致占3%左右，而且城市家庭平均浪费率比农村稍低，而欧美西方发达国家的家庭浪费十分突出。根据食物系统损失与浪费研究，成升魁认为如果把生产阶段损失除去，从收获后到消费环节，我国食物系统损失与浪费占食物总量的21%。

 

　　成升魁认为，浪费不是孤立的问题，而是跟整个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社会文明建设、营养健康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国食物系统损失与浪费的资源环境代价，一是土地，相当于我国耕地的30%被用来满足浪费和损失。二是水，30%多的水资源因食物损失和浪费而被白白地浪费和损失掉。三是额外增加了占我国碳排放总量大约4%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如果各个环节食物损失和浪费减少50%，对资源环境的影响至少可以降低30%。而且，除了加重资源环境压力以外，以浪费为特征的过度消费，给国民营养健康带来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大量的医疗费用又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成升魁表示，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把减少食物浪费50%作为目标，欧盟和美国也提出到2030年减少一半。2013年到2020年7年间，习总书记对食物浪费批示了4次。我国从2012年开始开展相应行动，特别是2020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草案）进行了讨论，并有望最近正式颁布。我国各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有效活动，取得很多好的经验。他强调，减少食物浪费必须多施并举，政府和社会要一起行动，要从每一个人做起，要从娃娃做起，才能取得好的效果。